观点|公权与私恩
历史上有个鲁相嗜鱼的故事,说的是春秋时代,鲁国宰相公仪休特别喜欢吃鱼,因为他权倾朝野,举国上下都投其所好,争相买鱼送给他老人家吃,他却一律不受。弟子们奇怪地问:“您那么喜欢吃鱼,为什么还要拒绝呢?”公仪休说:“正因为我特别爱吃鱼,所以我才不能接受别人送的鱼。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,必然要迁就人家,替人办事,吃人嘴短嘛,替人办事,就可能违法乱纪,就会因此丢官;丢了官,手中没了权,我再喜欢吃鱼,人家也不会送了;人家不送,官又丢了,鱼就没法自给,想吃也吃不到。如果我不受人家的鱼,官就不会丢,就有丰厚的俸禄,这鱼还是能够自给自足的。”
公休仪真有趣,把“受鱼”与“丢官”联系起来,就像把蚁穴与千里之堤的崩溃、蚍蜉与参天大树的倾倒联系起来一样,这是小题大做吗?不是,这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“公权”的问题。公仪休手握公权,大家都希望从中渔利,所以才会一窝蜂地送鱼。人家送的哪是鱼呀,送的可都是“定时炸弹”呀!
其实,历史上一直不乏公休仪“拒鱼”这样的例子。西晋南城侯羊祜,手握举贤任能的大权,然而,为了保密,每次举荐之事完毕后,他都把自己的奏折草稿全部烧掉,不留下蛛丝马迹。被他举荐的人，往往升了官还不知道是谁的功劳。朋友劝他不必如此慎重，羊祜的回答是：“拜爵公朝，谢恩私门，吾所不敢也。”
宋太宗时期的参知政事李昉，凡属那些走后门拉关系来找他举荐的人，他虽然明知对方才能俱佳，堪当重任，但都会义正言辞地当场拒绝，不过，对方不久就会得到提拔；而对于那些只知道走后门，却没有真才实学、不能提拔的，他反倒和蔼可亲地向对方解释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的理由是：用干部，是皇帝的事，国家的事，若接受那些有才能者的要求，无异于出售个人的“私恩”，所以坚拒，要使用人之恩归于皇帝，归于国家；至于那些没有本事又希望得到提拔的，既然不能满足人家的要求，那就给人家一个笑脸吧。
无论是公休仪、羊祜还是李昉，都是国家重臣，手持重柄，要以自己手中的权力给那些奔竞者办事，并给自己捞好处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为什么不呢？因为他们深深懂得，权力是国家的，给个人办私事，就是以公权施私恩，就是公权私用；公权一旦私用，自己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就会有失公允，损失的是国家利益、百姓利益，这是原则问题。
然而，在“家天下”的时代，这种严格自律的人毕竟凤毛麟角，宗法意识、人身依附、门第观念才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思想，在这些思想的支配下，权成了个人的私器，“拜爵公朝，谢恩私门”也成了常态。官场中，谁的权力大，谁就成为依附与奔竞的对象。像唐朝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，为谋取利益，竟甘当七十五岁高龄武则天的掌中玩物；魏忠贤那些“五虎”“五彪”“十狗”“十孩儿”“四十孙”们，纷纷上演着向权贵邀宠、向权力献媚的人间丑剧。
时至今日，公权私用现象仍有发生。一些人把政策看成自己的囊中之物，谁熟给谁，谁亲给谁，谁对自己有“表示”就给谁；一些人把提拔下级当成个人恩赐，谁近提拔谁，谁对自己有利提拔谁；一些人团团伙伙，拉帮结派，上对下关照有加，下对上感恩戴德，以至常常出现“谁是我的人”“我是谁的人”的争斗。
当公权变成了私恩，权力便找到了寻租的机会和平台，损害的是群众利益，践踏的是法律尊严，影响的是社会公平正义。唯有筑牢防线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才能真正还社会以公平公正、海晏河清。
（摘自《组工文萃》2015年第十二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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